抗疫无非就是你阻断病毒传染的力度+疫苗研究生产接种+药物研发的速度，同病毒传染速度的比拼。而真正的自由也一定是以不干扰他人生活威胁他人生命为准则的，否则那不是自由，是自说自话自作自受。如果一定要“政治”凌驾于“科学”，“个体”高于“团体”，那没治。下文一家之言可以参考。
而西方国家抗疫力度不如中国，根源在于这三方面：
首先，其价值观是资本主义，那么显然是资本最大。
美国是高度个人化的社会。实际生活中表现为，为了利益可以牺牲一切。
面对疫情，美国不少政治和媒体精英都出来讲，不必检测，不必治疗，自然选择，优胜劣汰；美国一片救市压倒救命的声音。CNBC的主持人就明讲，不能为了这些老人、高危人群牺牲经济和股市了。日本媒体3月11日报道，意大利呼吸机不够用，优先救助青壮年，60岁以上不救。
几乎所有发达国家都曾公开表示，保经济优先于保人命。在这种价值观下，国家是否进入非常状态，首要的考虑是资本的利益，而不是普通人的生命。疫情刚起来，联邦政府就向企业提供贷款或投资，航空业290亿，国家安全相关企业170亿，小企业3770亿。
当然，对地方政府、医疗机构、家庭、大学生和失业者提供的补贴、减税等措施也有助于民众度过难关。但是总体上可以看到政府救助公司的行动要快于救助患者。
其次，美国的文化对人命远不像我们那么重视。
我在美国曾问过一些朋友，为何年年发生群死群伤的枪击事件，他们只是去给遇难者献花、点蜡烛就完事了。为何不像中国人一样为死了的人讨个说法，去上访，去告状？美国朋友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奇怪，人是被枪手打死的又不是谁故意造成的责任。也许宗教对生死观也有影响。
这就引出第三个方面，政治责任。
美国制度的基本特征就是分权，而权力分散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分散责任，国家只承担有限的责任。
有限责任体现在很多方面，比如选举制度下，不称职的政党下台就行，制度不承担责任。比如联邦政府有横向的三权分立，任何一个分支都没有完整的权力，也不承担责任。再比如美国联邦权和州权有纵向的分权。涉及人民生活的很多方面是由州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所以联邦政府就可以甩锅。
同时，当联邦政府想做事时，州政府又有权力和手段来抵制。比如纽约州长宣布联邦政府要“封州”的决定是对州的“宣战”。为何这些州不愿意被封呢？因为它们知道，联邦政府不可能像中国政府一样调配全国资源支持武汉，一旦封闭，可能生活必需品都会短缺。眼下罗德岛和纽约州就已经开始互怼，这只是初级阶段，一旦疫情恶化，各州之间发生像德国、法国、意大利那样互相“截胡”抗疫物资的事情也完全有可能。
我们中国人习惯于有困难找政府，有不满有冤屈也去政府和党委反映，有人批评这是缺乏法治精神，实际这也说明在中国所有事情都有责任主体，很多事情即使没有责任主体，老百姓也要找政府来负责。这里当然有利有弊，但是必须承认我们的制度中有一个最终的责任人，它也是最终的权威来源。
而在一个有限责任的国家，对于人民，国家的权力机器就像卡夫卡的小说《城堡》一样，不得其门而入。这样的制度，自然缺乏对疫情做出迅速而全面反应的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