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金子在哪里都会发光，但道不同一定不相为谋。越是了解，越发觉得五百年一出，中华复兴是必然。
文 | 赵清 栩然
首发 | 栩然说（ID：xuransh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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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来，网上都流传着一个经久不衰的段子：”不用多久，我就会升职加薪，当上总经理，出任CEO，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种”屌丝逆袭”的故事也就只有网上才有，在现实中发生的概率实在是小之又小。
可偏偏在大约100年前真的有人做到了，但他后来又做出了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为。
他本是个来自湖南湘潭韶山冲的农家子弟，17岁时给父亲留家书一封就来省城求学，21岁时又进入了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并受到了恩师的赏识。
如果放到现在，这个恩师无论从学识来说，还是从社会影响力来说，都足以成为一名德高望重的大学教授。
在恩师的引导下，他增长了很多见识，结交了很多社会上层人士，这些是在农村的环境里无论如何都得不到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叫”鲤鱼跳龙门”。
25岁时，他从学校毕业，本有着赴法勤工俭学的机会，可他却没有接受命运伸过来的橄榄枝，主动放弃了其他人做梦都得不到的”留洋镀金”机会。
33岁时，他已经是两个儿子的父亲，而妻子正是恩师的女儿，一个十足的”白富美”。
就在这一年，命运再次向他伸来橄榄枝——出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
2008年初，国民党党史馆在整理当年史料时，有人突然发现了一个账本，上面记录了他当时的月薪——120块大洋。
要知道，5年前他还是个不起眼的北京大学图书馆管理员，那时的月薪只有8块大洋，仅仅5年的时间，他就官至部级，收入就翻番15倍！
如果看到这里，你一定会羡慕这个人的命运：仅仅33岁的年龄，就从一个”乡巴佬”成功逆袭为政府部长级别的官员，有白富美的娇妻，有两个可爱的儿子，有渊博的学识，有社会顶层的交际圈，有不菲的收入，有无量的前程……
这种人生，简直是所有人都羡慕的。
只是，随后发生的事情并未按照你想象的那条路线走下去，正如他主动放弃赴法留学的机会一样，这一次他再次做出了令人费解的操作：
1926年5月25日，他主动提出辞职，离开了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位置。随后的日子里，他便一头扎进了土山沟里，将自己的一腔热情都投入到农村的土地上。
一个在大山里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好不容易混得出人头地了，现在却又要钻回山沟沟里？
一个官至国家部级，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公务员却突然辞职，跑回大山里当农民？
他到底是怎么想的？
在普世价值观看来，这些行为简直无法理解！他是疯了还是傻了？
哪怕到现在，公务员辞职的事也确实不常见，如果真的遇见了这种事，他身边的亲戚朋友一定会用普世价值观来劝说他：
这是铁饭碗，社会地位高、受人尊敬、社会福利好、有大好前途……你为什么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呢？
可如果我告诉你，这段人生历程的主人是教员，你又作何感想？
结合教员的学识以及他后来的伟大成就，我们会发现自己不能如此简单的评价他当初的选择。
他不可能不懂这些浅显的道理，既然他知道还要做此决定，那一定是他看到了一些常人没看到的事情，有着一些铁饭碗无法满足的需求。
为什么教员会砸掉公务员的铁饭碗呢？他任职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如果我们只看史料上的几句话，就很难有切身的感受；相反，如果我们能切身感受到教员的内心，就不难理解他的选择，更能预判到后来发生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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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当全国绝大地方都处于贫困之中时，上海却展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每当夜幕降临，《夜上海》的歌声响起时，处处都是歌舞升平的场景。
按照我们的想象，在上海这样美好的夜色里，那些政府里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应该正忙于应酬，在觥筹交错中饮酒，在纸醉金迷中狂欢。
可现实并不是这样，时任上海执行部（相当于市党部）组织秘书的教员，此时却正和妻子杨开慧为生计发愁，面对着两个嗷嗷待哺的儿子，他们连奶粉钱都没有了。
此时的教员也身染疾病，杨开慧把身上仅有的两块银元掏出来，让他去看病抓药，可教员死活不肯：”我身体还撑得住，但孩子不能饿着，把钱拿去给孩子们买些吃的吧！”
是的，你一个字都没看错，这个未来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这个让所有人敬仰的伟大领袖，他也有入不敷出、为钱发愁的时候。
其实，他也是个普通的丈夫、普通的奶爸，在没有钱买奶粉时也会非常苦恼……
事实上，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叶楚伧、谢持等人一直在采取各种手段拖欠属下中共党员的工资，已经连续半年没给毛泽东发薪水了。
按照每个月120块大洋来算，半年就是720块大洋。
国民党虽然有些财政困难，但还不至于连工资都发不了。叶楚伧、谢持等人之所以这么做，是想给教员一些颜色瞧瞧，一开始是不发工资，到后面连办公经费都不发。
在他们看来，教员简直就是个不懂官场规矩的愣头青，他做的事得罪了一大片人，若不给他好好上一课，他就不知道什么叫做天高地厚。
怎么回事呢？
原来，执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党员重新登记。
老党员也都要经过填表和审查后才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员，发给党证。作为组织部的秘书，教员具体负责这件事。
可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毛头小伙子实在是不近人情。
就拿上海第四区党部来说，这里的很多国民党员都是社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也有着密切的利益往来，可教官一来就大笔一挥，取消了很多人国民党员的资格，何必呢？
哪有什么事都按规矩办的道理？总要有个变通吧？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这么下去把人都得罪光了。
中国官场上几千年来的潜规则，都要在面子上过得去才行，正所谓“水至清则无鱼”，对抗潜规则的人无疑是”以卵击石”。
这些国民党的右派不但不发工资，不给经费，还用尽一切手段阻挠。
在教员、罗章龙、蔡和森等人组织第四区党部成立大会时，甚至还雇佣流氓打手，混入会场干扰。
教员得知这个情况后，同左派商量，动员共产党员和左派人士出席会议，由王荷波组织纠察队，控制会场，制止流氓混入，保证了成立大会顺利进行……
工作上阻力重重，生活上捉襟见肘，再加上积劳成疾，教员终于在12月请假回湖南老家养病。
叶楚伧很高兴，特地宴请上海执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示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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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事情，在教员看来却是另一番景象。
我不懂官场规矩吗？我当然懂，我只是不愿随波逐流！
我不知道得罪一大批社会上层的人，会引来一大堆麻烦吗？我当然知道，只是我们看重的价值不同。
几千年来，中国官场文化是怎么形成的？无非就是”利益”二字而已。
谁不知道只要攀附了权贵，连麻雀都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谁不知道只要一人得道，连鸡犬都可以一起升天？
只是，就看这”利益”二字是对谁而言了。
把官场文化说穿了，无非就是为了少数当权者的利益，看当权者的眼色，一切行动都要以少数人的利益为准则。
可在教员看来，他长期以来的行为根本就不是为了个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利益，概括起来就是四个字——救国强民！
早在1919年，他就在《湘江评论》中主张以平民主义来打倒强权，实行”呼声革命”。
这不是不懂规矩，也不是脑袋愚钝，而是立场不同。
自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凡是一群立场不同的人聚在一起做事，从来就没见过哪次能合作长久的。
如果让狗和牛合作，狗非要拉着牛去吃肉，牛非要拉着狗去吃草，那么这种合作谁又能说服谁？不产生矛盾才怪！
在教员后来的《矛盾论》一文中，也形象的将矛盾分为了”对抗性矛盾”和”非对抗性矛盾”。
凡是立场不同、利益冲突的只能是”对抗性矛盾”，这种矛盾无法调和，只能以斗争的形式解决。
就拿婚姻关系来举例吧，如果夫妻因为孩子的教育理念不同而产生矛盾，这就叫做”非对抗性矛盾”，因为大家立场一样，都是为了孩子好；
相反，如果是因为小三的原因而产生矛盾，这就叫做”对抗性矛盾”，因为双方的立场已经不同了。
再来回看”国民党员重新登记”这件事，评判一个人是不是国民党员的标准是什么？叶楚伧与教员的立场和原则压根就不同。
在叶楚伧看来，要看这个人是否有钱、有地位、有利益关系，这本就是官场上公开的秘密；可在教员看来，”有没有坚定的三民主义信仰”才是是否发给党证的评判标准。
民国元年，同盟会改组成国民党，当时宋教仁寄希望于议会政治来对抗袁世凯，所以当时只要有头有脸有地位的就都往国民党里拉，到处发党证。
民国八年，中华革命党第二次改组为国民党，一边要对抗北洋政府，一方面自己又没有军队，就大规模扩党，把各省军阀部队里那些有枪有权，愿意领党证的都拉进来成为国民党员。
到了后来，国民党内就形成了一种气氛，只论有钱有地位就可以成为党员，不论是否信仰三民主义，成了一锅大杂烩。
十几年来，国民党看似成了大党，党员遍地开花，可实际上呢？到处都是墙头草，谁得势就跟谁，今天跟随袁世凯，明天就拥护段祺瑞，后天摇身一变又变成国民党了。
很多人根本没有为党做过任何事情，甚至一天都没有干过，这些滥竽充数之辈如果不彻底清理掉，怎么改组整个国民党呢？
就拿第四区来说吧，原有的党员里有很多失意的政客，下野的军人，全都躲在租界当寓公，这种景象简直可以用八个字来形容——鱼龙混杂、一盘散沙！
这么一群没有纲领、没有信仰的人，有好处了就”呼啦”一下聚在一起，然后你好我好大家好；没好处了就”呼啦”一下散开了，有啥正事了也别找我。
这个场景像什么？
像不像是古代一些名门望族养了一群”门客”？只要有酒席了就蜂拥而至，一群连名字都叫不上的人却互相恭维着”久仰久仰”，等酒席结束就各自散去，留下一地的狼藉，然后各自互不联系，只等着下一次酒席……
这样一群有好处就来，没好处就散的酒肉朋友，看似人数众多，事实上就是一群乌合之众，把他们聚在一起就能搞革命？瞎搞！
想必那时教员也想到了这个场景，因为他后来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正因为这些，教员无论如何都要坚持清理掉这群滥竽充数之辈，可叶楚伧却认为这太得罪人了，违反了官场潜规则。
所以，教员与叶楚伧等国民党右派的矛盾，压根就不是什么变通不变通、方法不方法的问题，而是立场和原则的问题。
即使没有疾病，教员也注定在上海执行部待不长久。
他时时刻刻都在想一个问题：中国的革命到底该怎么进行？有一点他是确定的：靠国民党这样的做派，肯定搞不成革命！
不管你信不信，反正他不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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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劳成疾的教员离开了上海执行部，遂携妻儿回到了老家——湖南湘潭韶山冲。
看着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乡亲们，教员终于找到了内心的答案：
原先的路一开始就走错了，要想完成革命，靠国民党这些握着实权的人已经被实践证明是走不通的，谁才最有革命意愿度呢？
农民！
就在养病期间，教员带领长期被欺压的韶山乡亲们发动了”平粜阻禁”运动，对抗当地土豪劣绅成胥生并取得了胜利。
经此一事，他受到了极大的启发——农民的斗争性是最强的，农民的力量是最大的！
其实一切都很简单，要识别谁支持革命，谁反对革命，归根结底就是四个字：辨别利益！
革命对谁有利，谁就会支持革命；革命对谁不利，谁就会反对革命。
那么革命对谁有利，对谁不利呢？于是，一个尖锐的问题跃入他的脑海：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
这个问题调动起了教员极大的兴趣，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个问题，他做了大量的社会调查，并在1925年12月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教员选集》第1卷第1篇就是此文，可见此文到底有多么重要）。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开篇就提出了这个让他思索已久的问题，文章的最后，他也给出了问题的答案。
1925年9月，教员从湖南养病归来，到广州任国民党代理宣传部长，年仅33岁时就官至部级。
虽然回到了大城市，虽然已经成为了部级官员，虽然可以过上”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日子，但教员已经回不到以前了，他深知：
这里的人并不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大城市也不是搞国民革命的主战场，解决这一难题的唯一答案就是农民运动，主力军是农民，主战场在农村，他只想把精力放在重要的事上。
尽管外界阻力重重，教员依然将精力投入到了农民运动之中：在此期间，他在广州开设了农民运动讲习所，写成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湘潭县农民运动报告》，参与修改了《农民运动决议案》，编印了《农民问题丛刊》，写了题为《国民革命与农民运动》的序言……
可此时国民党的工作重点根本不是农民运动，为了内部军阀的利益，它将工作重点正放在北伐上，这注定了它无法代表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也不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
教员深知，无论从工作方向上，还是利益诉求上，自己已与国民党内的气氛格格不入，离开也只是迟早的事。
他要的不是个人的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他要的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为的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
1926年5月25日，在国民党中常会召开的第二十八次会议上，教员辞去了代理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的职务。
历史在此刻埋下了一个大大的伏笔，当时几乎所有人都没想到，这个人日后将创建一个全新的政权，颠覆国民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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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乍一听，你也许会对”教员曾在国民党内工作过”这个消息感到非常诧异，但事实上，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教员确实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在国民党内工作过，并且官至部级。
只是，这个人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官员形象，在”劣币驱逐良币”的环境下，他选择了离开，踏上了人生的一段崭新而又辉煌的旅程。
后来，还有人还将”国民党拖欠教员工资”的事拿来做宣传，说教员是在”武装讨薪”，甚至开玩笑说：”国民党欠教员的720块大洋的薪水，这笔债是不是也应该还了？”
当然，玩笑归玩笑，如果深究的话，就会发现这种说法根本靠不住：
如果当年教员真的那么爱钱，那么作为国民党的部级干部，他大可以跟众多官员一样，老婆孩子热炕头的过一辈子，然后搞些贪污腐败啊，怎么可能拿不到工资，连儿子的奶粉钱都没有？
也有人开玩笑，将教员的这段经历与春秋时期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联系起来，但如果进行深究，我们会发现二者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相同点在于教员和越王勾践原本都可以享受优渥的生活，却又经历了漫长的人生磨难，并在人生的逆境期中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建立了不朽的基业。
至于不同点，至少有两个：
其一，越王勾践只是为了个人及家族的利益，才复仇吴国；而教员并不是为了个人利益而与国民党斗争，而是为了绝大多数的人民；
其二，越王勾践灭吴之后，建立的依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政权，只不过是重复了之前的历史轮回而已；而教员并不是这样，在国民党工作的经历告诉了他，如果一个政权只是为了少数人谋利，那么它离灭亡也不远了。
1949年6月30日，教员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此文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并对未来的新生政权进行了展望：
创造一个由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
这句话，才是教员当年砸掉公务员铁饭碗的根本原因，他与国民党的根本矛盾在于：
国民党只想让少数人受益，而他以及共产党是想让绝大多数人民受益！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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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也写的很好，主动放弃月薪680银元的工作，毛泽东的格局到底有多大？==>
文 | 栩然
首发 | 栩然说（ID：xuranshuo）
1
1924年的上海。
夕阳唱晚，在初冬萧瑟安静的天气里。
一个刚过而立的年轻人，在最后看了一眼上海的繁华之后。
毅然踏上南行的火车，转身离去。
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是半生，直到31年后他才有机会再到上海。
离开之后的他，大半生都猫在山沟里打游击；等到他再到上海，却已经是新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了。
31岁离开，31年后再回，冥冥中透露出深不可测的人生际遇。
这个人就是毛泽东。
离开上海前，因为国共合作，毛泽东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主持工作。
同时，还担任了黄埔军校上海招生点的负责人，主管上海和长江流域以北各省的招生复试工作。
而当时的上海，是中国乃至世界上最有名的大都市。
十里洋场，歌舞升平；醉生梦死，纸醉金迷。
这里有黄包车，女人们开叉的旗袍，有弄堂雨巷、家短里长，甚至已经有了煤气、电灯、自来水，抽水马桶和电梯。
文人雅士们的消遣除了麻将、高尔夫，还可以去青楼买醉。
租界里动不动会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争芳斗艳，冠军居然叫”大总统”，还要在报纸上大肆宣传。
鸳鸯蝴蝶派的小说正大行其道，这种披着才子佳人外衣的YY小说，很大程度上就是民国版的《霸道掌柜爱上我》、《梨花带雨更倾城》。
就在这一年，鸳鸯蝴蝶派的代表作家张恨水，凭借九十万字的章回小说《春明外史》一举成名。
他后来还写了两本更有名的书，《金粉世家》、《啼笑因缘》。
书中描写的民国富家贵族的爱情和日常生活，成了无数民国粉心中的经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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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民党的党史馆里，有一份非常珍贵的史料。
是1924年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决算书，里面记录了当时毛泽东的工资。
一个月120元。
如果有人还记得，就在5年前，他第一次去北京，在北京大学的图书馆里当管理员，一个月的工资是8元。
据他自己来说：这个8元的工资已经不低了。
离开北京时，他曾转道上海，因为没钱，不得不靠给别人洗袜子度日。
这样一对比，你就知道对毛泽东而言，仅仅过了5年，他的收入就已经天壤之别了。
简直完美回答了知乎著名问题：”工资突然爆炸式提升是什么感觉？”
事实上，毛泽东当时一个月的工资，已经顶得上普通工人大半年的收入。
那年代，男工一个月的工资大约20元左右，女工只有13元左右，童工更惨，只有10元。
而这个数字，是按照出工30天，每天工作10个小时计算的。
广大农村的农民们，一年摸爬滚打，到年底能有几十元的结余就不错了。
毛泽东的父亲是韶山著名的富农，一辈子的苦心经营，各种精打细算，据毛泽东自己统计，最后家庭总资产大概两三千元的样子。
按照毛泽东当时的工资，不用两年，就能挣到其父亲一辈子的积蓄。
离开上海一年后，毛泽东更是不得了。
他去了广州，被推荐成了国民党的宣传部代理部长，同时还是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按照《民国暂行文官官等官俸表》，作为部级领导，这时候他一个月的工资应该在680银元左右。
按现在的标准，大概可以算得上财务自由了。
与此同时，很多上层社会的名流都和他结交。
当代理部长的时候，毛泽东甚至曾到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讲演，给蒋介石上了一堂生动党课。
很多国民党元老也非常欣赏毛泽东，比如汪精卫，代理部长一职就是他推荐的。
1926年的长沙《大公报》还曾经有过一个报道：
中央党部执行委员毛泽东，拟于日内分赴湖南宁乡、新化、衡山、衡阳、湘潭、醴陵、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十余县巡视党务状况。
这可是以中央大员身份巡视地方啊。
33岁，官至正部，收入颇丰，结交的都是社会上层。
就算是按照现在最挑剔的眼光来看，他也算是走上”人生巅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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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像毛泽东这样青年得志的”成功人士“每天都在想些什么呢？
根据当时的资料显示，除了日常的党务工作，毛泽东的大部分精力都花在了研究”三农”问题上。
他在国民党的一系列会议和各部门会议上，几乎每会必讲农民，必讲农运，必讲土地问题。
在国民党二大上，毛泽东更是主持修订了《农民运动决议案》，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即使后来辞去了代理的宣传部长，他仍然将全部精力投入了农民运动讲习所。
在农讲所的几个月中，毛泽东写出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两部讲义。
他分析从辛亥革命到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完全得到3亿2千万农民的帮助和拥护”。
并提出了著名的论断：“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是农民问题”。
在中山大学举行的中华农学会开幕式上，他向与会者致词说：
诸位顶要紧的不要忘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
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好不容易凭借努力摆脱农村、进入大城市，甚至已经只脚踏入上层社会的人，每天居然都在想农民的问题。
这和现在多少狗蛋、翠花，一到大城市，进入国贸格子间，就改名叫Jack、Lucy，迫不及待地和农村划清界限，简直成了鲜明对比。
但说来好笑的是，虽然毛泽东整天奔走呼号，却收效甚微。
不仅当时的国民党对农村问题、农民运动根本不感兴趣，就连共产党内部也很不以为然。
中共三大的时候，在毛泽东坚持下，虽然通过了《农民问题决议案》，但谁也没有把这个文件真正放在心上，后来更是要求不要把农民运动发展得太大。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当时大城市里生活，特别是中上层人士的眼里，广大的贫民、农民其实都是可以忽略的。
他们吃什么、穿什么、在干什么、有什么需求、有什么想法，没有人关心。
他们身在这个国家，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一个群体，但又好像与这个国家无关。
哪儿的政府又垮台了，哪个军阀又上台了，除了照例的苛捐杂税，几乎与他们没有什么关联。
这才是真正的民国。
这是有些人的盛世，是更多人的荒年。
事实证明，后来我们说”万恶的旧社会”，民不聊生，是不准确的，至少是片面的。
对于某一些人而言，民国，是天堂。
他们不仅生，而且生活的很好。
所需要的就是，筑起一道坚固的堡垒，堡垒里的人醉生梦死，哪管外面尸横遍野。
史料记载“上层社会普遍恐惧工农运动，并愿意支付军费来进行镇压。”
现在民国粉们所津津乐道的，民国时期”经济自由”、”社会开放”、”文化发达”，不好意思，那都是对极少数的上层人士而言。
如果有幸穿越回去，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那剩下的95%，食不饱腹、衣不遮体，还要时常被地主劣绅压迫的普通老百姓。
我们现在去读民国文人们的著作，看他们笔下的民国温情脉脉，充满了自由浪漫的气息，只是因为他们掌握了话语权。
但更多的贫苦老百姓，是沉默的。
那么，当时真正的农村又是怎么样的呢？
根据毛泽东的统计：当时的中国农村，贫农占百分之七十，中农占百分之二十，地主和富农只占百分之十。
也就是说绝大部分人辛苦一生，也就能勉强度日而已。
当时有一本书《黔滇川旅行记》，里面记录了作者一路看到的凋敝景象：
儿童十五六岁以下，终年是赤着身，有太阳时，晒太阳取暖，无太阳时则藏于草中。
女孩十五六岁时，仍多无破裤可穿，仅用麻片以遮身。
此非少数者，普通大约都是如此。
前面提到过的作家张恨水，当时已经非常有名了，其知名度应该超越了现在的郭老师、顾老师，曾经到西北一带去旅游，一路所见荒旱连片、土匪横行，生灵涂炭，这对他造成了很大触动。
回来后写了一本书叫《燕归来》，开篇几首诗记录了当时的景象：
树皮剥尽东西东，吃也无时饿得越凶。百里长安行十日，赤身倒在路当中。
这之后的张恨水性情大变，写下了很多农村、抗战之类”主旋律”题材的小说。
这感觉，就像郭老师有一天去写XX村扶贫报告一样不可思议。
而毛泽东，不仅当过省城小学的校长，杂志社主编，还在上海、在广州”当了大官”，是比张恨水还要知名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名流。
他原本也可以躲在堡垒后面，只看这个社会最光鲜亮丽的一面。
但毛泽东自己从堡垒里走出来，不仅走到了他们中间，而且将他们发动了起来。
八七会议后，中央临时政治局分工之前，瞿秋白征求毛泽东去上海中央机关工作的意见。
毛泽东表示，不愿去大城市住高楼大厦，愿到农村去，上山结交绿林。
在很多人的理解里，这更不可思议了。
4
1945年，一个叫西德尼·里滕伯格的美国青年来到中国，他遇到了一件令他终生难忘的事：
一个喝醉了酒的美国士兵，故意驾车撞死了一位名叫李木仙的中国女孩，结果，法庭却判决他只需赔付26美元。
事后，女孩的父亲却又退回了6美元。
因为这个父亲以为，按照中国的惯例，这6美元是经手此事的”法官老爷”必须收取的”好处费”。
这就是乱世中的人命。
西德尼·里滕伯格的中文名叫李敦白，他后来成了第一个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美国人。
几十年后，李敦白回忆说：
之所以永远不能忘怀这件事，那是因为在1949年之前的中国，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
在旧中国的制度下，老百姓命如草芥。
他之所以还要讲述这件事，是因为这件事告诉我们，什么是”革命”，毛泽东发动的革命究竟改变了什么。
长征的时候，最让蒋介石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红军越打越多，越来越多的贫苦老百姓愿意跟着毛泽东走。
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毛泽东把他们当人看。
他不仅不怕他们，而且愿意接触他们，和他们打成一片。
他说：农村是海洋，广大农村是休养生息的地方，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他愿意同老百姓们谈心聊天，教他们读书识字，告诉他们美好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在中央苏区，已经是中华苏维埃主席的毛泽东亲自给孩子们编写了语文课本。
其中的《新三字经》开篇就是这六个字：
天地间，人最灵。
是的，毛泽东一直觉得，这些看起来面黄肌瘦，眼神躲闪，不识字、受尽剥削的贫苦老百姓，每一个都是活生生的人。
他们有自己的追求，也想要过上好的生活，也应该平等的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不该受到谁的压迫。
只要团结起来，他们将拥有世界上最磅礴无比的力量，他们中的每一个都是大写的”人”。
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毛泽东
井冈山的时候，一位红军连长给妻子的信中说到：
“我天天行军打仗，钱也没有用，衣也没有穿，但是精神非常的愉快。
较之从前过优美生活的时代好多了，因为是自由的，绝不受任何人的压迫。”
因为毛泽东和他带领的那支军队，普通老百姓也开始有了生活，有了梦想。
当举着红旗的人告诉他们穷人也有权利过好生活的时候，他们惊讶、欣喜、冲动。
然后，他们跟着红军打土豪分粮食，帮助红军救治伤员，给红军当向导。
很多人就这么赤着脚板跟上那面红旗，无论走到哪里。
这就是毛泽东和他的部队，来自人民，又要启发人民，解放人民。
因为来自于农民，所以，即使长征中最艰难的时候，也始终坚持对老百姓秋毫无犯。
蒋介石打来打去，天天不屑地将红军称之为”共匪”，也没有把红军打成流寇、土匪。
如果怀疑史料，可以看看对手提供的消息。
（共匪部队）对人民毫无骚扰，有因饿取食土中萝卜者，每取一头，必置铜元一枚于土中……战电令，爱护民众，勿为匪所利用，为要。 —— 蒋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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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现在很多人想象中不一样的是，毛泽东虽然到了农村，放手发动起了群众，但他的革命之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人生更是充满了挫折坎坷。
特别是初期的时候，由于毛泽东思想太超前，开会的时候长期各种开群嘲，上来一句以上全错，下面听我的，甚至是对中央的决策也是绕弯子执行。
很容易遭人恨。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就曾被开除出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甚至被误传为”开除党籍”。
1929年，红四军召开七大，身为领导的毛泽东居然落选了，被迫离开了他一手创立的红四军。
后来，他因病请假不参加八大时，又被怀疑是”闹情绪”，给了个党内警告处分，无奈下只能被担架抬着到会场。
到了1932年10月，更大的挫折来了，中央政治局的全体委员集体把毛泽东选下了台。
原因是共产国际要求红军打武汉，毛泽东说打武汉根本不可能，想都别想。
打南昌，毛泽东说也不行；打赣州，毛泽东说赣州也打不下来，赣州是铜墙铁壁。
共产国际觉得，这么不配合，那就一边玩去吧。
这一次的挫折十分严重，连他的弟弟、弟妹、贺子珍都受到牵连，很多人有了顾忌，不敢接近毛泽东。
为了不牵连或少牵连别人， 毛泽东也很少再和别人谈话。
毛泽东说：
“那段时间，鬼都不上门。
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更可怕的是，长征都差点没把毛泽东带走。
一直到最后，掌握领导权的博古才提出“还是要带毛泽东走”。
这成了博古在长征前后所做的最正确的决定。
陈毅后来曾说过：
“毛主席是一个……受过侮辱、冤枉和虐待的人……他被撤过职，受过党内审查，被宣布为机会主义者，蒙受耻辱，被送往后方休养。没有人去看望他，因为谁也不敢接近他。”
即使这样，他也从来没有想过放弃。
不要以为，那时候的人，意志就都那么坚定。
要知道，最开始的党的领袖，陈独秀都脱离了党。
曾经的最高领导向忠发，刚被抓住就提出要投诚。
罗章龙、张国焘也都是稍受点挫折，就要脱党、叛逃。
后来，金一南教授曾经做过一个统计：
当年参加中共一大的一共13人，平均年龄27岁，都是青年人。
这些人里面，1人脱党，1人被开除，3人叛党，2人投靠了日本人，
也就是说一半以上都已半路放弃。
除开牺牲的几个人，真正坚持到底的不过两三个人，
而毛泽东正是其中之一。
这世界上，最怕的就是忠诚的人被误解，被误解的人不能坚持到底。
但毛泽东毕竟坚持下来了，这就是信仰与坚持的力量。
6
1921年7月，毛泽东和他年少时最好的朋友之一萧子升见面了。
他们一起乘船离开长沙，彻夜畅谈。
萧子升回忆说：
“那是最后一个夜晚，我们同床而睡，一直谈到黎明。
毛泽东说，如果我们全力以赴，不要一千年，只要 30年至40 年的时间，就能够改变中国。”
但萧子升不愿意，因为他觉得这样的国家和人民，不值得他去牺牲。
萧子升的想法，其实是那个时代里很多知识分子的想法。
看看鲁迅笔下的人物，闰土、阿Q、栓子，都是懦弱的，盲目的，狭隘的，愚昧的。
你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拯救他们，更不知道他们值不值得拯救。
就像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写的日记里说：
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
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
国破家亡，有的人的选择了投降，有的人选择了逃避。
生逢乱世，苟活而已。
但面对大厦将倾，面对江河日下，毛泽东却选择放弃曾经的优越生活，愤然而起。
难道因为弱小，就该被欺负吗？难道因为落后，就该要亡国灭种吗？
1925年到广州后， 毛泽东在填写 《少年中国学会改组委员会调查表》 时， 对个人经历作了这样的概括：
“教过一年书， 做过两年工人运动，半年农民运动，一年国民党的组织工作。”
在那样的时代，任意一个职业都可以让他独善其身，苟活于世。
但他的一生，不是为自己而活的一生。
那时的他，其实并不知道革命能不能成功。
实际上，毛泽东虽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却是在预见到革命可能失败的前提下，毅然投身到大革命之中去的，而这是他与许多革命者的一个重要区别。
日本思想家丸山升后来曾经这样说过，毛泽东与鲁迅一样，正因为他们是”失败者”，因此才成为最彻底的革命者、真正的革命者。
任何一个时代，都有碌碌无为的人，都有得过且过的人，都有怨天尤人的人。
但是，也有拍案而起的人，有积极向上的人，有浩然正气的人，有甘愿身入苦海、矢志不渝的人。
所谓伟人，不仅在于做出了伟大的事业。
而在于他必须先有伟大的人格，树立了伟大的信念，做出了伟大的举动。
就是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就是能人之所不能，为人之所不能为。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读懂他，更有多少人曾经误解了他啊！
惧怕他的视他为洪水，崇拜他的视他为圣人，将他捧向神坛。
但更多的人也就是似是而非人云亦云罢了。
其实，我们更应该去实打实地了解他的真实经历，去感悟他的初心，去看他在关键时刻如何抉择，在面对困境时如何突破，在遇到诱惑时如何自律，在遭遇误解时又该如何坚守。
去体会他的格局、思想、意志和境界。
那是一种伟大的慈悲。
拿破仑说：
世界上有两种力量强大，一种是思想，一种是剑，而思想将最终战胜剑。
从1976年算起，毛泽东已经离开这个世界四十多年了，他带走了他的剑，却留下了他的思想。
他的文章和思想，每看一次，都能对国家、社会、人生的很多认识，感到豁然开朗。
历史曾经误解了他，但人民最终证明了他；今天，可能有无数的人误解过他，但历史最终会证明他。
这大概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还应该去祭奠这样一个人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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