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只要知道“国外的月亮比中国圆”源自他口，你就明白为什么他是公知老祖。天生看不起下里巴人，还对自由要求过了火甚至觉得被侵略也是自由。
“我在师范学校学习的时候，就开始读（《新青年》）这个杂志了。我非常敬佩胡适和陈独秀的文章。他们代替了被我抛弃的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楷模。”
这是1936年毛泽东在延安对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过的一段话，1917年9月，留美海归胡适应蔡元培之邀在北京大学当文科教授，他投身陈独秀的《新青年》杂志并发表了大量文章。
作为新文化运动“首举义旗的急先锋”，胡适在这场思想启蒙运动中的地位毋庸置疑，其笔下的洋洋洒洒如同响彻阴霾的春雷般使众多青年学子心情为之一震，而毛泽东便是这无数迷弟迷妹中的一个。
1918年夏天，毛泽东从湖南师范学校毕业后，经章士钊介绍成为了北大图书馆的一名图书管理员。彼时胡适正在北大最大的教室里讲授《中国哲学史》和《中国文学史》等课程，好学的毛泽东随之成了一名旁听生并以胡适学生自居。
1919年3月，毛泽东在上海送了好几批有抱负的革命青年赴法国勤工俭学，自己却决定不去法国，让许多人颇为疑惑。据他自己说：“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有些人只是一种‘迷’。”
毛泽东还特别说明：“我曾以此事问过胡适和黎邵西（胡适的朋友） 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因此， 我想暂不出国去，暂时在国内研究各种学问的纲要。”
也就是说，毛泽东的选择既受到过《非留学篇》的影响，也曾请教过胡适并得到肯定和支持。
“五四”运动之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并从事于国内问题的研究与革命活动，临行之前曾专程拜访过胡适，“想争取他支持湖南学生的斗争”。
此后不久，胡适在《每周评论》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提出要首先考虑当时中国的社会需要是什么，而不要只空谈好听的“主义”，主张一个一个地研究问题，一点一滴地解决问题，与当时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针锋相对。
毛泽东虽然没有参与争论，立场却很明确，他在长沙组织了一个“问题研究会”并提出首批亟待研究的几十个“问题”。比如“女子交际问题”、“中等教育问题”、“贞操问题”、“国语问题”等等，大都为胡适所提。。
这年7月，毛泽东在长沙创办了《湘江评论》刊物并连续登载《民众的大联合》长文，胡适 每次看到之后都及时给与推荐与评介，在8月24日出版的《每周评论》中胡适说：
“特别介绍我们新添的两个小兄弟，一个是长沙的《湘江评论》……”
“《湘江评论》的长处似乎是在议论的一方面……《民众的大联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远 大，议论也很痛快，确是现今一篇重要文字。”
能够得到“士林领袖”如此高的评价，其效应丝毫不亚于今天被一众文学大家集体点赞转发，一时间，如《新青年》、《新潮》、《晨报》、《星期日》等报刊都将《民众的大联合》予以转载，影响颇大。
《胡适日记》中提及1920年元月某日“毛泽东来谈湖南事”，但没有提及具体事项，后在毛泽东在给周世钊的信中曾经谈及他想在长沙筹办一个“工读互助团”，就办学的宗旨与初步计划等问题向胡适求教，“自修大学”的名字还是胡适起的。
胡适后来追忆此事也说：“毛泽东依据了我在1920年的一个自修大学的讲演，拟成湖南第 一 自修大学章程，拿到我家来，要我审定改正……过了几天，他来家取去章程改稿。不久， 他就南去了。”
到4月时，毛泽东领导的“驱张”（湖南督军张敬尧）运动取得胜利，他立即给胡适写信报告湖南的大好形势：“我前天返湘。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将来有多点须借重先生，俟时机到，当详细奉商。暂不多赘。”
总之，当年胡适对毛泽东的思想和行动多有支持，毛泽东亦对胡适十分敬重，然而此时却是二人生命中在思想和政见中分歧最小的节点。
承接上节，毛泽东在斯诺面前高度评价胡适之后又补了一句话：
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其实“问题和主义”之争的本质是是改良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论战，李大钊认为“研究实际的问题”与“宣传理想的主义”是交互为用、并行不悖，胡适则认为难免顾此失彼。论战的结果自然是分道扬镳，马克思主义以其先进性、科学性和革命性吸引了一大批知识分子，以胡适等人为代表的部分学者逐渐转向自由主义。
而教员同志1919年还在倒腾“问题研究会”，1920年夏天便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想来原因无他：有想法是好的，但一介书生研究出来的“解决方案”怕是比手纸还不如吧？
毛泽东的转变是知行合一的，1921年夏天的时候，他便以创始人的身份出现在了嘉兴南湖，开始了波澜壮阔的革命历程。
在发起秋收起义之前，他领导过长沙、安源等地工人运动，当过中共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主编过《政治周报》，主办过农民运动讲习所，还写下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著作，点明了无产阶级领导农民斗争的极端重要性。
而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革命生涯中，他将井冈山的“星星之火”变成了燎原之势，带领红军将士完成人类历史上最慷慨悲壮的长征，领导根据地军民英勇抗击日寇，在重庆带着“弥天大勇”谈笑风生，再用三年内战终结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实现了人民当家作主。
再后来，他更是用朝鲜战争的胜利宣告了新中国的浴火重生，从此再无宵小敢质疑中华民族之坚韧和优秀。
或许有人会纠结于“摸着时代过河”年代的一些坎坷，偶尔会有些质疑之声，但谁都不能否认毛泽东同志作为一个伟大党派的核心在救国救民道路上所做之尝试、所受之挫折无人能比，一句“为人民服务”更是肺腑之言，而说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思想家、革命家、政治家和诗人，想来也无人反对。
其伟大，从来都毋容置疑，无怪乎在《沁园春.雪》中骄傲地写道：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另一边，学富五车的胡适在哲学、文学和国学等学科皆成一代宗师，其代表作《说儒》更是中国近代文化史上的代表作，不负“士林领袖”之称。
然而，在思想政治层面，胡博士的画风却变得有些诡异了。
胡适的转变或许来源于自创之「好政府」主义思想，即把“好人自命清高”、“袖手看中国分裂”看成社会病根，认为只要好人有奋斗精神，中国的“优秀分子”加入政治运动，中国的问题就能得到解决，希望开启真正的、自上而下的改革。
基于此，他主张青少年应该埋头读书，少参与政事的观点，自己则从书斋走向政界，正式开启了从政之路。
其实这一点早有预兆，早在1915年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曝光、民情激愤之时，他便独辟蹊径地宣称此乃北洋政府的重大外交胜利：
“ 吾国此次对日交涉，可谓知己知彼， 能柔亦能刚，此则历来外交史上所未见。吾国外交其将有开明之望乎？此次日人以青岛归我……岂亦有所悔悟乎？余之乐观主义终未尽销。”–《胡适全集第28卷》
胡博士的意思是“二十一条”之丧权辱国相对日人的支持不算什么，随后他发表《致留学界公函》，宣称抗议《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的爱国学生是“理智失常”，得了“爱国癫”，继续毫无底线地鼓吹。
1930年4月，胡适在《新月》月刊上发表《我们走那条路》一文，宣称危害中国的是“五个大仇敌，即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但是，
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好逻辑，好才子，敢情90年前中国的积弱积贫都是咎由自取？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开门揖盗呢？
看不下去的鲁迅随后在《出卖灵魂的秘诀》中怒斥“五鬼闹中华”一说并直指“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后来梁漱溟等人亦认为中国的仇敌是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与帝国主义–后来被毛泽东者概括为“三座大山”。
“这是值得忧虑的：难道真的没有方法征服中国么？不，法子是有的。”
“九世之仇，百年之友，均在觉悟不觉悟之关系头上。”
“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鲁迅《出卖灵魂的秘诀》
胡博士的理论是“先进”的，可惜不懂大战略的日本人既没有采纳这“金玉良言”，也未曾提前将这位“士林领袖”留在北平。但倘若抗战期间蒋介石没把他打发到美国当大使的话，想必也会如同曲阜的衍圣公一般对日寇摇尾乞怜，甘为前驱吧。
笔者不是瞎说，当年鬼子在华北搞三光，胡适则在驻美大使任上玩“四不”，即不宣传，不借款，不买军火，不办救济事业，倒是四处走穴演讲，一口气捞了26个大学的“名誉博士”头衔，担任美国学术界多重顾问，渡过了人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胡适乃今日文士名流之典型，而其患得患失之结果，不惜借外国之势力，以自固其地位，甚至损害国家威信而亦在所不惜。
这是蒋公在1942年时对胡博士的评价，可谓一针见血，胡适言必称美国之民主、自由和宪政，顺道把自己打扮为灯塔国的使者，民主的先驱，自由的旗帜。
但是，当他真的碰上蒋介石的时候，立马又换了一副嘴脸。
1933年1月，胡适参与了对政治犯监狱的描白，声称“这（提高政治犯待遇）不是保障民权，这是对一个政府要求革命的自由权。一个政府要存在，自然不能不制裁一切推翻政府或反抗政府的行动……”
1946年，胡适为蒋介石起草了国民政府宪法；
1948年，胡适乃《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的始作俑者之一；
▲1948年4月，胡适在南京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言。
1949年，胡适是第一个在《台湾戒严令》这个毁灭民主、自由、宪政的文件上签下自己大名的人。
1954年，台湾白色恐怖高潮的时候，震惊中外的洗地神文《台湾是多么自由》新鲜出炉，连美国人都不免调侃“台湾言论自由，只有胡适一个人的自由”。
1960年，胡适成是蒋介石“违宪”第三次连任总统联署的发起人… …
蒋介石曾放话要让胡适当他的接班人，可惜一来只是说说而已，二来胡博士福薄，到1962年因心脏病发突然去世之后，蒋介石索性送上了一副莫名其妙地挽联：
“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师表。”
▲胡适、宋美龄和陈诚参观玉米地
这幅明褒暗贬的挽联其实在讽刺胡适立首鼠两端，精致利己，蒋介石自己也说此联“对胡适并无过奖，更无深贬之意”–反正人都死了。而他心里其实是这么想的：
此人实为一个最无品格之文化买办，无以名之，只可名曰‘狐仙’，乃为害国家，为害民族文化之蟊贼！–《蒋介石日记》1960年
这话说得中肯，胡博士实乃“公知”群体裸奔路上一座不可逾越的丰碑：将自由、民主、人权和宪政挂在嘴边，对外无下限吹捧，对内妄自菲薄，借外力自抬身价，说话阴阳怪气，还特别能装… …
时间过得很快，1945年9月，带着无数荣誉归国的胡适被正式任命为国立北京大学校长，成为了南京政府的脸面，期间他曾致电毛泽东“坦率告诉（中共），我们认为暴动的发展已无前途，中国同志应寻求与蒋介石妥协，应加入蒋介石政府，并解散其部队。”，“规劝”其放弃抵抗，以第二大党的身份投身民选政府。
彼时教员同志正在重庆跟蒋介石斗智斗勇，没空搭理这无厘头的聒噪，到1947年12月时，毛泽东在陕北杨家沟召开的中央会议上提出了“可叫胡适当个图书馆馆长”的设想。
该提法并非无的放矢，胡适在图书馆学颇有造诣，早在康奈尔大学读书期间曾专门就图书馆的建设和利用问题进行过许多考察和分析，并“作一书致图书馆馆长Harris君，许添设汉籍事”。
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二人私交已尽，政治上更是势同水火，毛泽东早已不复对昔日师长的思想追随，一如当年放弃对康梁的崇拜。
但不得不说，毛泽东与蒋介石都很懂胡适，只是一个希望他脚踏实地，一个与之相互利用而已。
▲晚年的胡适
到1948年底时，北平已被四野围得跟铁桶似的，一个学生（地下党员）曾对胡适说，延安方面请您留下继续当北大校长兼北京图书馆长，而胡适听后笑了笑，说：人家，信我吗？
美国人来了，有面包，也有自由；苏联人来了，有面包，没有自由；他们来了，既没有面包，也没有自由。
胡适在抛下这段著名的言论之后，眼巴巴地等起了南京政府的飞机。
蒋介石觉得这人的确矫情而讨厌，但脸面所在，脂粉所盖，没了的确挺难看的，于是他派出了专机去北平接人，正看到胡博士夫妇正满头大汗地啃着冷馒头，敢情也不淡定。
半年之后，胡适又孤身一人去了美国，开始了寓居美国的流亡生活，在这最为落魄的时间里，26个“荣誉博士”的吉尼斯世界纪录并没有对他的生活带来多大改善，直至次年5月方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葛斯德东方图书馆的管理员，时隔三十多年成为了教员的同行。
期间亦未曾听闻蒋介石请他回去，原因很简单，台湾的政局不是很需要他，美国则完全没理由在意一枚弃子，除了反共之外。
所以，最终拯救胡博士的还是大陆。在多次邀请回国未果之后，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批判运动随即展开。胡适先是被宣布为战犯，随后教员说“在某些人的心目中胡适还是学术界的‘孔子’。这个‘孔子’我们还没有把他打倒，甚至可以说我们还很少去碰过他。”
一时间，全国发表的批胡文章多得难以统计，仅三联书店出版的《批判胡适思想》专辑就有八本之多，煌煌200多万字。
但毛泽东也说了，“（胡适）新文化运动他是有功劳的，不能一笔抹杀，应当实事求是”，“到了 21 世纪，那时候，替他恢复名誉吧。”可见对胡适的批判乃当时特殊情势下的政治策略，而非全然针对其学术。
远在大洋彼岸的胡适据说很是淡定，他或许是唯一把八大本《批胡》看完的人，还准备写一部《批判胡适》来回应，可惜直至去世前都没有完成。
而蒋介石和美国此时也重新重视其胡适存在的意义，于是他成了“台湾唯一自由的人”，想骂谁就骂谁，想干嘛便干嘛，甚至在1959年大言不惭地说：
“凭毛泽东的文学功底，他读不了北大文史哲班。”
换句话说，便是毛泽东没资格读北大咯？此话即给自己和蒋公报了大仇，更成为“公知”徒子徒孙们口交相传的必杀技。
诸位则大可付之一笑，笔者只想说一句：伪君子报仇，十二年不晚啊！
▲蒋介石：我看着你想吐，胡适：我也是
在生命中的最后十年里，胡适在反共方面“颇有建树”，这也巩固了其晚年的地位，蒋介石不得不捏着鼻子将其捧上了神坛，然而看他的眼神颇似“靴中置刀”的赵构，毕竟眼前就站着一位活着的秦侩。
去指责胡博士混乱的私生活或者讨论其学术地位都毫无意义，笔者也没那份修为，况且历史摆在那里，后人迟早会给个盖棺定论，今天想说的是网络上的一句话：
“美国宁愿培养一百个胡适回国，也不愿意放走一个钱学森。”
为什么这句话听起来那么有道理呢？因为钱先生不光带回来两弹一星，还为新中国构建了完成了工业及科学体系，这才有了改革开放的厚积薄发。
至于胡博士，一个和一百个其实没有本质区别，红口白牙，自以为是，扰乱视听，苍蝇一般嗡嗡乱叫，他们的存在足以令白宫甚至不需要手纸，因为有人替他们擦屁股。
那么，当年高举“民主和自由”旗帜的读书人楷模，又为何会活成“公知”的模样呢？按照官方说法，“小资产阶级的先天软弱性”未免太空洞了，其实胡适和公知们天生便是如此。
早年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平，某天教授们闲谈起《秦琼卖马》时胡适忽然说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现代戏剧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鉴于胡适的地位，一时间无人做声，唯有语言学家黄侃起身说道：“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现场气氛为之一凝，随即哄堂大笑。
这个故事首先告诉我们，胡博士就是个防潮箱–挺能装的。且不说中国戏曲的艺术特征与西方歌剧迥然不同，本无高下之分，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借贬低国粹以昭显才华，实令人不齿。
另一方面，胡博士从发达的西方回到近乎蛮荒世界的旧中国，似乎不自觉地把洋人当作了文化意义上的同胞，而把民族兄弟当做了还没有开化的土著。
▲胡博士眼里的中国
所以，贫弱的中国与其进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不如心安理得地接受“二十一条”和日本人的同化，或者全盘照搬美国。
这无疑是幼稚的，钱学森们知道国家有核弹和工业体系才是立足世界民族之林的根本，丁伟将军们清楚国与国之间没有什么兄弟情谊可谈，有的只是利益的往来，教员更明白在自己强大的时候才会有“一切帝国主义皆是纸老虎”。
但胡适们并不知道，他们没有经历过军阀混战的人不如狗，没有体验过前胸贴后背的饥饿，没有感受过家破人亡的悲凉，甚至都没有亲身经历过市井小民的艰难生计，他们也不知道国家建设的筚路蓝缕，不知道受制于人的无奈叹息，不知道破旧立新需要的勇气和担当… …
胡适们不需要知道，也不想知道，他们学富五车，处处受人尊敬，满脑子都是传承两千多年的“刑不上大夫”思想，他们高高在上，俯视苍生，却有着单纯的自信和指点江山的爱好，比如“二十一条”签得划算、日本应该立足征服人心以及美国哪哪都好等等。
这，又何尝不是“精致利己主义者”的表现呢？
但胡适一生的“成功”或精彩，并非建立在对西方的无脑吹捧或胡说八道之上，而是作为政治附庸的存在，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权的合作才是他们政治地位的来源，当然，倘若“皇军”能定鼎中原，自然也少不会忘了这块绝佳的牌坊。
以哗众取宠赢来的名望做为政治上的晋身之阶，这是后来“公知”们竞相效仿的道路（美帝给钱或博取流量也行），而胡适也是从前代“先贤”那里学来的。
▲钱谦益：一心殉国去，奈何水太凉
纵观华夏历史，大凡在朝堂上喊得最凶的，往往是投敌卖国最积极的那一撮，比如当年崇祯皇帝看着曾群情激奋，高呼杀敌，却害死过卢升象、陈新甲、熊廷弼和孙承宗等栋梁之才的庙堂，无奈留下“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悲叹。
胡适们皆自诩当代的竹林之贤，殊不知成为了思想文化领域的买办，靠赚取西方和中国的科技和制度的差价而活。民国的公知们连“废除汉字”的荒唐话也敢说，胡博士亦敢言“秦侩有功”，今天的后辈则可以将圆珠笔笔尖生生上升到了关乎国家存亡的高度，他们从来都习惯于用不承担责任的言论来试探社会底线并吸引公共眼球，却不需要承担任何成本或者风险。
所以，二十世纪两位最杰出图书管理员的渐行渐远和成败定论，其实昭显了人民群众的选择，任何国家都不会因为被骂得精彩而变得更好，社会需要的也从来不是夸夸其谈的反对者。
自古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也许只有爱那块土地爱得深沉，只有把自己的根深深扎到人民之间，只有具有砸烂整个旧世界勇气和决心的真正爱国者，才能挖掘出中国人所拥有的伟大力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