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来不缺智慧，何况在火药枪炮这块。但这个“智子”应该就是伪儒腐儒对“墨子”之流的封锁，一句“非居重驭轻之体！”误了多少大事。
前文中，我们用一个词——优势反制，概括了大清、大英两个帝国盛极而衰的原因，今天我们再用一个词——线性思维，揭开对大明王朝火器技术的误解。
先发优势能维持多久？
南宋开庆元年，寿春（今安徽寿县）军民制造出”突火枪”，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发射弹丸的管型火器；1970年，考古人员在黑龙江阿城出土了元代火铳，它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型管状射弹火器。
经过元代的发展，中国火器独领风骚，以致于到了元末，群雄并起，天下混战时，义军的火力竟超越了同时代欧洲的正规军。
直到15世纪中叶，明军的火器相对欧洲仍有一定优势
元至正十九年，朱元璋与张士诚在绍兴开战，首次动用了火筒、火箭；七年后，朱元璋围攻平江（今苏州），大、小”将军筒”（早期火炮）与”襄阳炮”（投石机）并用，猛轰张士诚的城墙。
至正二十三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鄱阳湖决战，火箭、火铳、铁炮、将军筒一齐登场，开启了东方水战新画风。
陆战、海战中，冷热兵器并用，是明军的画风
洪武二十一年，明将沐英（朱元璋的养子）在平定云南的战事中首创了”三叠阵”——以三排横队，交替换位，轮番射击，确保火力持续性。
永乐朝，明军征鞑靼，”三叠阵”迭代升级——只轮枪，不轮人，输出频率进一步提升；到了嘉靖朝，陕西三边总督曾铣计划夺回河套（未果），为此专门提出要把”三层轮射”增加为”五层轮射”。
不管怎么轮射，总之这套战术，曾被认为领先欧洲两百年。
武器与战术双向选择，东方与西方殊途同归
宋开局，元振兴，明井喷，东方的火器优势，西方永远追不上了吧？
事实上，线性思维的一个重要误区就埋在这里——先发优势一定是永恒优势吗？
英国人发明了坦克，在索姆河突破了德军防线；二十多年后，德军的坦克却在北非吊锤英军装甲部队。
类似地，中国人发明了火药，在唐末就投入了战争，但是七百年后明末的火药，也并不比唐末有本质的提升，仅仅是硝硫炭三元素的配比更加优化。
从唐末到明末，军队战斗力的生成模式并没有本质上的跃升
线性思维很节省脑力，因为它回避对真实世界的复杂性给出解释，所以像”先发优势”这样舒适的认知习惯，在线性世界中很有市场。
线性思维还有一个可怕之处：对同一事情的诸多解释中，哪一种最廉价，甚至最押韵，哪一种就最容易被接受。
比如我们的火器被西方反超，最廉价的解释是明清易代，最押韵的解释是闭关锁国，朗朗上口，简单好记。
17世纪，游牧者在欧亚大陆获得主导地位是普遍现象，火器的发展也并未因此而停滞
那如果这些解释与某些现象冲突呢？线性思维还有一个办法：把现象强行线性化。
由此衍生出很多耳熟能详的传说。
传说一：佛朗机是后膛炮，所以明军的火炮技术，早在16世纪就进入后膛时代了
宽泛地说，佛朗机的确算是一种后膛装填的火炮，这在前膛火器大行其道的16世纪，确实独树一帜，因此这一传说的前提基本成立。
子铳虽自母铳后膛装入，但子铳的弹丸仍然是前膛装填
但结论就有问题了。
直到19世纪末，南北战争打完了，普法战争也打完了，各国才陆陆续续淘汰前膛枪炮，迈入后膛时代，因此佛朗机在16世纪的出现，并不是前膛与后膛的断代线。
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前膛火器仍是主流
就像机枪诞生的标志，被公认为是气动马克沁，而非更早的手动加特林。
事实上，佛朗机对我国火器发展的真正意义在于：
1.提醒有识之士，西洋枪炮已经超越了东方，值得引进；
2.认识到”长径比”的重要性。
第一点不必赘言，”佛朗机（Farangi）”这个词本身就是明人对葡萄牙的称呼。明朝中期，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他们使用的一种火炮也流入明军手中。
佛朗机采用的仍是火门点火方式
这种火炮的一项独特技术让明人眼前一亮：全炮分子、母两部分，子铳可以预先装填，专司替换，母铳则专司发射，这样，火力输出的频率就比”一根管子通到底”的传统火炮高很多。
III号佛朗机的装填，注意图中子铳尾部预留的点火绳
明人把这种火炮用泊来国的名字命名——佛朗机。
但是，如果一味沉浸在”领先世界多少年”的传说中自嗨，我们就会忽略更加关键的知识，比如第二点——长径比。
在佛朗机身上，已经隐约看到了日后标准化工业的影子
我们描述现代火炮，会说”70倍口径75毫米火炮””56倍口径88毫米火炮”等等，用口径的倍数来确定身管长度，已经是现代火炮设计的基本常识，但在古代，这个关键的知识却是同佛朗机一起泊来的嫁妆。
从葡萄牙人手中获得佛朗机炮后，明人便开始对其进行本土化改造，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山寨”。
山寨就要逆向设计——量取实物尺寸，铸造各种比例的佛朗机。
崇祯年间的本土化佛朗机
但在试射时，明人发现，随意改比例，后果很严重：轻则炮弹无力，重则直接炸膛。
而这其中最关键的参数，就是口径，只有当子铳长度在口径的9~12倍（骑乘佛朗机为5~6倍），母铳长度在口径的20~45倍之间时，佛朗机的性能最可靠。
这个反复试错得出的结果，无意中契合了现代火炮理论中”炮膛烧蚀最严重的部位，在膛线起点至炮口方向10倍口径以内“的结论。
前膛时代的火炮理论，在基础层面与现代理论相通
半个世纪后，荷兰殖民者的火炮传入明朝，明人同样以泊来者的名字为其命名——红夷（荷兰人时称）大炮，并且继续山寨，还特意从澳门聘请葡籍技师前来指导。
当对方强调”长径比”时，明朝工匠心领神会，因为当年山寨佛朗机的经验还在。
红夷大炮取代重型佛朗机，重新提醒人们，17世纪仍然是前膛时代
传说二：关宁铁骑的标配是三眼铳
首先，关宁铁骑到底是谁？很多网友听过一种说法：关宁铁骑是后人杜撰出来的，历史上并不存在。
这种说法太过绝对。
狭义上，确实没有哪支具体的部队叫”关宁铁骑”，但广义上，1622年广宁之战后，退守辽西走廊的明军中，所有精锐骑兵都可算作是”关宁铁骑”。
与“关宁铁骑”同时代的欧洲火枪骑兵，纵使手持火器，但面对长枪方阵，仍然不敢造次
如何定义”精锐”？
能否在野战中，与后金/清军骑兵抗衡就是最佳标准。
以这个标准来看，最著名的两个战例恐怕就是1627年的宁锦野战和1629年的广渠门野战了。
事实上，这两次野战，明军骑兵能在对阵后金时不落下风，很重要的原因是”背城而战“，但一些广为流传的说法中，重点渲染的却是关宁铁骑因使用了招牌兵器——三眼铳而得胜。
“关宁铁骑”真的是火铳骑兵吗？
奇怪的是，在我亲自翻阅的所有关于这两次作战的史籍中，并没有见到对三眼铳的记载。
反倒是其他一些细节，刷新了我对那个时代精锐骑兵的认知：
“今之号称名将者，不过恃其弓马技艺，蓄养降夷为家丁，勇敢直前耳。”（《筹辽硕画》卷十四）
崇祯九年，已是宣大山西总督的卢象昇一针见血地指出，边方战斗“全在精骑摧锋“，并组建了直属骑兵营，作为总督麾下标兵。
另据《豫变纪略》记载，辽镇一位参将沈挺之，曾入关平叛，他的一个家丁，名叫罗进忠，作战时”跃马弯弓连射之，则应弦而倒，贼众披靡“。
无独有偶，为洪承畴生擒初代”闯王”高迎祥的，也是一位弓马娴熟的家丁，名叫孙守法。
由此，我们不难对那个时代的”精锐骑兵”，给出基本画像——与主将有很强的依附关系，精通骑射，很多还带有胡人血统。
进一步，我们可以推测，明末很多所谓”悍将”，尤其是辽东系，主要是拼谁的家丁厉害，而家丁战斗力的基础是弓马骑射，并非火器。
